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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你安息,可爱女人

【一】
 
在非洲那几年,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女人,她们让我漂泊异地的生活独自而不孤单,甚至激发想要想写一本关于非洲女性的书——我想应该会比我的博士论文有趣的多。想了很久,一直没有动笔,大概表达欲会随着年龄渐长而渐衰吧。倘若真付于纸上的话,赞比亚的第二位女性议员Rosario Fundanga一定会是我的一个描写对象。可惜,这个愿望恐怕永远无法兑现了。今天,Rosario在卢萨卡逝世,而我在伦敦悲痛得无法入眠。慵懒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距离,没想到这距离竟是生死。于是我急忙写下这些文字,希望能触摸到她尚未远去的灵魂,聊以纪念。
 
【二】
 
我带着研究团队在卢萨卡的印度餐厅进行访谈的那天,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她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。
 
在非洲如果你约一个人中午见面,那可能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间的任何一个时间,迟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何况人家是议员呢。等她终于现身,却是神情凝重。我才知道,她本来打算准时相见,怎料半路出了车祸,耽搁了时间。
 
她个子很高、穿戴讲究,高跟鞋走起路来虎虎生风,带来很强的气场。我正处在震慑当中,她却异常热情地拥抱了我,拉着我的手不放,好像没有撞车这件事一样。她的拥抱,因真挚而用力,我半天才喘上气来:这大概是喜欢我吧?介绍我们认识的欧盟驻赞比亚前大使是不是跟她夸我了,所以才对我怀有谜之好感,或许是这个原因;又或许,仅仅是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。随着她离去,这个问题无法再追问了。
 
“要不要先把车处理一下?”
 
“不不不,让我们好好吃个饭吧,我们约好的!”
 
说是吃饭,但目的是为了采访。我们的课题主要关于中国在非投资的溢出效应,话题自然围绕中国企业和中非关系展开。Reflectivity(反思)、Positionality(立场)、Decolonization(去殖民化)大概是我在SOAS学到的三个最重要的概念,但很多时候似乎都是浮于表面、纸上谈兵。与Rosario的第一次对话,激发了我对这三个概念的思考。
 
她问我们来赞比亚的目的,负责项目的波兰主任当即口若悬河。几句话后,Rosario便打断了他。她换上了那张严肃的脸,显然失去了耐心。
 
“太多学者来找过我和我的先生(Rosario的先生是前非洲开发银行主席和前赞比亚银行行长),就像你们一样,开口都说自己的研究意义重大,说得冠冕堂皇,如果我不打断你,我猜你能说上一个小时,可我们对这些已经厌倦了。老实讲,你们的研究对当地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影响?太多人来了,拿到信息就走了,我可以指责你们是新殖民主义吗?”
 
波兰主任哑口无言的时候,Rosario转过头来看着我,又把微笑戴在了脸上。她整理了一下我的头发:“我今天来见你们全是因为杭蔚,不然我才不会见你们。”
 
气氛顿时陷入尴尬。按照以往做记者的经验,在非洲开门见山并不是一件好事,采访通常需要建立在一定信任的基础上。于是我开始跟她聊家常。
 
她年轻时曾到韩国留学,住在当地人家里,因为周围都没有赞比亚人甚至基本也没有什么非洲人,她说得一口地道的韩语。毕业以后,她辗转世界各地,在联合国工作多年,也在意大利常驻,会说意大利文。直到一次在西非出差时,遇到在非洲开发银行工作的丈夫,两人一见钟情,决定结束漂泊的日子,回到赞比亚。
 
这番话令我感到一见如故。我说我虽然还不到三十岁,但也辗转在七个国家生活过,某种意义上,这种漂泊感成为了我们之间的纽带。但她那个年代地球还是地球,而不是地球村,科技也没有多发达,我无法想象她是怎么适应下来的。“We are the same”,她这样说。
 
她对我格外温柔,但对同行的两个白人教授却急转直下,明显少了许多耐心,甚至抱有天然敌意。课题时间有限,教授们总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最多的信息。眼见Rosario的情绪有所缓和,他们马上见缝插针地抛出中赞关系的问题。
 
“很多时候你们问问题的时候,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我觉得中国投资挺好,反正比你们白人殖民者好。你们知道白人殖民者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创伤吗?”
 
可怜的波兰教授哭丧着脸:“我是波兰人,波兰人爱好和平,在世界大战中也是受害者,我们虽然是白人,但从来没有殖民过非洲啊……”
 
Rosario喝了一口酒,语气有所缓和:“好吧,你们告诉我想见谁,我可以帮你们安排。周末你们可以来见我丈夫,他是经济学家,能更好的回答你们的问题。”
 
“我们想见外交部部长、农业部部长、矿业部部长……”这时候轮到我不放过机会了,说完才意识到,自己是不是有些贪心了?
 
Rosario并没有放开我的手:“好,吃完饭跟我去议会吧。”
 
买单时,我和教授都抢着掏钱包,这让Rosario很不高兴——她的确是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人:“你们是不是瞧不起非洲人?到了我的国家,我有什么理由让客人付账?”
 
【三】
 
Rosario要开车载我们去议会。就是那辆刚刚出车祸的车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乱的车。
 
各种文件、书、高跟鞋、开车穿的拖鞋和职业套装,包括衣架,都散乱地堆在车后座上。如果她不是一个兢兢业业得政治家,就一定是住在车里的流浪者了。我在想,她的家是不是也这么乱。但一想,她看上去还是符合一个兢兢业业工作的政治家形象。
 
教授们站在一旁聊接下来的工作,我帮Rosario整理车厢,好让我们四个人能挤进去。Rosario突然又发火了:“你们几个都在干什么,居然没有绅士精神,让一个女生收拾!”她还真是个敢想敢说的人,很有霸道女总裁的既视感。
 
议会楼下车满为患,她停好车后需要从副驾驶的门爬出来。但她穿着裙子、很是不便,于是让我帮她盯梢,别让男士靠近。我心领神会,这大概就是女人之间的默契吧!我想起在桑给巴尔的时候,我跟两位女生朋友瞒着同行的男生露天解手,前后一个女生放哨,友情有时候似乎就起于这样微妙的瞬间。
 
进入议会,一片繁忙景象。要说明的是,部长们通常很忙,有许多文件要签,有许多的人要见,说不定还有总统突如其来的电话轰炸。非洲政治家们通常无利不起早,接受学者采访不但浪费时间,还容易暴露自己智识的缺陷。我四月造访赞比亚的时候,正逢经济衰退,政府官员已经六个月没发工资了。
 
我们本来设想,采访会是很困难的事,哪知道我们只需要在大厅坐着,Rosario一个接一个地领着部长过来跟我们见面。碰上一两个不好搞定的,她就把我带过去,介绍我是个“中国的富二代”。我当时有点生气,一时摸不着头脑,不知道为何要如此包装。但那些部长闻听此言后,态度瞬间180度调转,知无不言言无不尽。这是Rosario的智慧,她深谙此道。一个下午的光景,我们竟然陆续采访了五个重要部门的部长,这在非洲的田野调研中,简直是个奇迹。
 
【四】
 
工作时候的Rosario有时会给人一种张牙舞爪的印象,她也很擅长非洲式演讲。但居家时候的她却截然不同。她家整洁有序,和那辆乱糟糟的车完全不一样。
 
进门的时候,她的先生在门口盛情相迎,Rosario化身家庭主妇,在厨房忙前忙后,准备了六七个菜。我偷偷瞄了一眼她做饭,风格和我完全不一样。我常把厨房搞得一团糟,被家人抱怨。她这里一眼望去,居然看不到什么垃圾。
 
饭桌上,她尽显传统家庭女主人的风采:话极少,但会随时观察你是否需要添酒加菜;坐姿笔直,举止优雅,这跟她参加了无数的外交晚宴不无关系。饭菜十分可口,我记得自己当时吃的比在场的男士都要多。酒足饭饱,男士们开始聊马克思主义,聊宏观经济和赞比亚的前途。我虽然感兴趣,但马不停蹄的的访谈让我颇为疲惫。
 
Rosario看出了这点,于是拉着我去花园散步,还跟远在法国的共同朋友一起视频。赞比亚的网络还是一如既往的差,通话断断续续,但热情持续升温。
 
Rosario大概是我母亲的年纪,她说,她很思念自己在法国上学的孩子,现在跟先生住在大房子里,却只有两个人相依为命,总是不自觉地感到落寞。她让我下次来赞比亚的时候,就住在她家。
 
我把下次造访的时间定在了明年六月。现在想想难免悲伤,到那时,我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 
【五】
 
离开赞比亚后,Rosario还与我保持着联系,尽管这联系时常断断续续。她每次的信息都是以“Greetings with love from Zambia”开头,让人觉得很是暖心。她在北方省老家有一块土地,种了大米,但收成并不好,她问我认不认识中国的农业专家,可以让水稻长得好一些。我给她推荐了朋友,但很长时间她都没有回音,我朋友也一直联系不上她。
 
我忘了这件事儿,某一天突然又收到她“Greetings with Love from Zambia”开头的信息。她连连跟我说抱歉,跟我解释自己在老家的时候,手机完全没有信号。还拜托我跟朋友解释,很担心我的朋友会生她的气。前几天,我的朋友终于带着水稻专家去了她家,大家一起吃了顿饭。回来后朋友告诉我,Rosario活力四射,非常可爱。
 
年过半百还能保持活力和可爱,这大概是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了。
 
不久之后的今天,我在睡前刷着Twitter,刷到了我上次在赞比亚入住民宿的房东。无比巧合,房东居然是赞比亚前第一夫人Mwanawasa,她是Rosario最好的闺蜜。Mwanawasa夫人发了一条让我泪如雨下的信息:Rosario去世了。
 
我曾经是一名记者,但此刻却无比希望这是一条假新闻。
 
【六】
 
逝者已矣,生者如斯。我所能做的,就是尽可能地让Rosario在我的回忆中长存。
 
她富有才华、直爽幽默,她作为我的朋友、长辈教会了我许多道理。
 
学术上,跟她的接触和对话,让我慢慢开始尝试着解构自己的特权,认清自己身上所带有的中国(亚洲)女性、西方教育背景、中产阶级等标签,反思如何在非洲做田野以及如何在白人男性主导的、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中找准自己的位置,发挥自己所长。
 
作为女性,她还教会我直来直去并没有什么不好,我们并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喜欢。如许多赞比亚人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:Rosario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和楷模,影响了一代女性。近年来,非洲大部分国家经历了女性政治人从无到有的过程。Rosario作为赞比亚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性议员,无疑身体力行地打破着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壁垒。
 
我见她时她身体似乎就并不是太好(看到几次她在吃药),但依然带病工作,也依然随心所欲地喝酒。毕竟,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比开心更重要了。
 
我在非洲采访过许多人,也跟许多中国朋友聊到过非洲女性。遗憾的是,不管他们到非洲有多长时间,他们似乎很难认识到可爱的非洲女人,甚至言语中经常充斥着鄙夷。我希望我的这篇关于Rosario的回忆,能带来些不一样的感受。
 
亲爱的Rosario,愿你安息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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